超市调研分析报告篇1
关键词：内部控制审计运营能力市场反应
一、引言
证监会《关于2012年主板上市公司分类分批实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的通知》中要求中央和地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非国有控股主板上市公司，并且于2011年12月31日公司总市值（证监会算法）在50亿元以上，同时2009年至2011年平均净利润在3000万元以上的，应在披露2013年公司年报的同时，披露董事会对公司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以及注册会计师出具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其他主板上市公司，应在披露2014年公司年报的同时，披露董事会对公司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以及注册会计师出具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截至2013年4月15日，沪深两市A股主板已有1053家出具已审计的财务报告，其中有662家出具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从证监会对于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强制披露要求可以看出内部控制建设对一个企业的重要程度。一个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可以有效提高公司的运行效率，降低经营风险，减少公司出现违规操作的风险，保护投资者利益。被出具无保留意见的标准审计报告能够说明公司运行情况良好，提高投资者的信任。由此可见出具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对于上市公司本身和投资者、监管者都是十分有必要的规定。
二、文献综述与提出假设
（一）内部控制审计对上市公司的市场影响
池国华等（2012）在研究内控缺陷信息对个人投资者风险认知的影响中发现，内控缺陷严重程度对个人投资者风险认知有显著影响。内控审计报告对投资者的风险认知程度影响较大，对内控审计报告利用程度越高，投资者风险认知水平与内控审计报告存在缺陷的关联程度越大。张然等（2012）在研究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7-2010年年度报告中发现，上市公司公布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后，公司筹资资本成本会降低，若进一步提供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其资本成本会更加降低。这是由于企业管理者通过对内部控制的制度完善和自我评价会提高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的信息，有助于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方红星、刘丹（2013）以2010年上市公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与其内部控制质量的研究中发现，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越差，越倾向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变更审计师的上市公司对高质量审计需求概率与内部控制质量的变化显示出倒U型关系：先上升后下降。并得出当内部控制足够有效时，高质量审计与内部控制存在替代关系。胡娜（2010）论述上市公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对审计质量的影响中强调，内部控制存在缺陷的上市公司会增大审计风险，审计师易与上市公司发生意见不一致，进而导致会计师事务所的变更；同时，接任的会计师事务所由于不了解内控环境，会导致审计成本上升和审计质量下降。为此，政府应加强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建设的要求，同时充分披露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原因。沈菊琴（2013）通过分析2010年中小板上市公司自愿披露内控自评报告的市场反应中发现，上市公司披露内控自评报告信息量越大，投资者获得的超额收益越多；并且公司财务状况越好、经营能力越强、内部审计越完善的公司越倾向于选择披露内控自评报告。
综上所述，内部控制在公司运营和审计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重大，内控较好的公司能有效地降低成本和提高公司的透明度和真实性，投资者对于内控完善的公司更加青睐。但是，加强内控建设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在具体指标上体现的研究较少，公司出具内控审计报告后对公司的整体效果有提高，但是具体环节上的有效验证研究较少。为此，笔者将针对2012年出具内控审计报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进行数据量化分析。
（二）提出假设
由于上市公司要出具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公司为达到审计师的要求会加强内部控制建设，完善的内部控制建设会提高公司的运营效果，会导致公司的经营效果大幅提高。为此提出假设1。
H1：出具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上市公司，2012年的经营效果比2011年显著提高。
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内控审计报告后会使上市公司的透明度增强，并且显示出公司的管理运行机制良好，根据信号传递理论，投资者会对上市公司的信任度增强，公司的财务报告真实性会显著增强，投资者会倾向于选择出具内控审计报告的公司，进而为投资者带来超额收益，故出具内控审计报告会产生一定的市场反应。
H2：上市公司出具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日后市场反应会出现显著变化。
三、实证研究
（一）样本选择来源及处理
本文选择了沪深A股主板出具2012年内控审计报告的50家公司的经营业绩和市场反应分别作为研究对象来验证H1和H2。在选取样本时，对年报公布后有重大事项发生的公司、发生合并或新设立公司、ST公司、金融保险行业公司进行剔除，最后符合标准的沪深两市各选25家上市公司。数据来源有国泰安数据库、巨潮资讯网、中注协以及证监会网站。所有数据均使用SPSS软件进行处理。
（二）Logistic多元回归分析
1.模型设定。H1的因变量选取为“是否出具内控审计报告”作为虚拟因变量。H1的自变量共有7个：营运能力指标中选择存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和应付账款周转率作为自变量，盈利能力选择市盈率和资产收益率作为自变量，财务能力选择现金比率作为偿债指标保证，发展能力选择资本积累率作为自变量。见表1。
H1假设通过构建Logistic多元回归模型分析是否出具内控审计报告对各因素的拟合分析，建立如下模型：
Internalcontrol=β0+β1×inventory+β2×AR+β3×AP+β4×PE+β5×ROE+β6×cashratio+β7×capaccumu+ε
其中，β0为常数项，β1、β2、β3、β4、β5、β6、β7为自变量系数，ε为误差项。
2.样本处理。由于50家公司所处行业和规模有差异，在对H1进行logistic回归时，将样本处理为相对规模，其中2012年指标为2012年期末规模/2011年年末规模，2011年指标为2011年期末规模/2010年年末规模。鉴于文章的篇幅，本文未列出所有样本处理后原始数据。
3.logistic回归结果。见表2。
4.结果分析。根据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1）出具内控审计报告对上市公司的运营能力影响显著，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建设完善后会提高存货周转率和应收账款周转率，这是由于内控完善会减少库存并及时催收客户欠款，使公司的运营能力大幅提高。但是内控完善后对公司的应付账款周转率有反向作用且影响不显著，这是由于内控制度建设会使公司最大程度利用商业信用，最大限度利用公司自有现金流。
（2）出具内控审计报告对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有正向影响。上市公司内控制度越完善，上市公司市盈率会越高，且影响显著，这是由于内控完善后会使成本降低，投资者会倾向于选择内控制度完善的公司，引起公司股价上升，市盈率上升。但是对净资产收益率会产生一定抑制作用且作用不显著。原因在于内部控制制度的完善需要一定的成本，为此会带来一定的净利润降低。
（3）内控制度完善后对偿债能力和发展能力影响为正向促进作用，但影响效果不显著。这表明内控制度完善后可以提高上市公司的整体状况，并对公司的发展带来一定的积极作用。
（三）事件分析法
1.研究过程。
（1）定义事件。本文针对H2假设定义上市公司出具内控审计报告为研究事件，定义内控审计报告披露日为t=0。
（2）定义窗口期。2012年内控审计报告基本于2013年4月披露，本文选取截至4月15日之前出具内控审计报告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将窗口长度确定为10天，事件窗定义为（-10，10），清洁期定义为（-60，-11）。
（3）确定超额收益率ARit。超额收益率是实际收益率与正常收益率的差额。本文事件窗的实际收益率由样本公司的实际股价确定Rir；正常收益率由CAPM确定――通过线性回归模型以沪深两股指数为基准确立的正常收益率Rim。ARit=Rir-Rim。
（4）计算所有样本在t时刻平均资本收益率AARit=（1/N）ARit，计算单个样本在某时间区间的累计超额收益率CARi（t1，t2）=ARit和整个样本的累计平均超额收益率CAR=AARt。
2.检验思路。H2因变量为累计资产回报率CAR，检验累计超额收益率CAR（t1，t2）是否显著异于0：利用单样本t检验进行检验，如果显著异于零，则表明出具内控审计报告会在披露日产生一定的市场影响，引起股票价格的显著变化。
3.实证数据检验结果。见表3。
（1）检验结果。根据表3样本公司CAR的t值检验结果来看，出具内控审计报告对市场会产生影响，除出具当日的一组数据影响为相反，出具内控审计报告的市场反应总体上呈促进作用。图1为样本公司在披露内控审计报告后的平均超额收益率AAR的变化趋势；图2为累计平均超额收益变化图。从CAR整体变化趋势上来看，出具内控审计报告这一事件在一定期间内会产生正向的导向作用，会为投资者带来短期内的超额收益。由于t=10时CAR趋于0，说明该事件的影响期间较短。
（2）结果分析。根据图中所示具体变化趋势可以看出，在出具内控审计报告之前会出现超额收益趋势，在内控报告出具前阶段t=-6开始，在t=-2时会达到峰值，这说明投资者对于内控审计报告的预期较高，投资者此时会存在一定的套利行为。出具内控审计报告之后，t=-2到t=1阶段，CAR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落，并于t=1时停止下降，次阶段的下降可能原因是由于不同的投资者对于内控审计报告的期望值过高，认为公司的价值被高估，进而转手。但在出具内控审计报告之后超额收益会出现波动，但在t=10时CAR趋于0，说明出具内控审计报告的超额收益于10天后基本消失。
四、小结
本文针对2012年上市公司出具内控审计报告这一披露规范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论证。通过对样本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得到以下结论：一是上市公司应证监会要求披露内控审计报告，为了取得无保留的标准审计报告，在加大了对内部控制的建设的同时自身获益，表现为运营能力的显著提高。完善内控建设对盈利能力、发展能力和财务状况上虽然没有显著改善，但会带来正面的积极影响；二是上市公司出具内控审计报告后，投资者对内控报告和内控建设存在利好预期，由于不同投资者对于内控预期值不同，故公司在披露内控审计报告会产生一定市场反应，并在较短时期内为投资者带来超额收益。出具报告一定时期后，超额收益消失，投资者只能获取正常收益。
总体来说，证监会的相关要求对于上市公司披露内控审计报告的影响比较积极，并且收效良好。尽管会使上市公司加大披露成本，但上市公司会因自身制度建设的完善获得显化和未显化的制度红利；对于投资者来说，上市公司披露制度的完善，增加了公司的透明度，有效降低了成本，故披露内控审计报告会产生一定的积极市场反应。J
参考文献：
1.池国华，张传财，韩洪灵.内部控制缺陷信息披露对个人投资者风险认知的影响：一项实验研究[J].审计研究，2012，（2）.
2.张然，王会娟，许超.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价与鉴证报告会降低资本成本吗？[J].审计研究，2012，（1）.
3.方红星，刘丹.内部控制质量与审计师变更―――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3，（2）.
超市调研分析报告篇2
一、强化理论和业务知识的学习。
一年来，自己能够自觉深入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特别是强化学习科学发展观。今年3月，全程全时参加了市委党校干部培训班学习，平时，能够积极参加人大中心组学习，撰写读书笔记一万余字，撰写调研文章和读书心得13篇。深入学习《监督法》、《预算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两个决定”以及省预算审查监督条例，深入学习人大机关的工作方式方法和工作程序。通过学习，提高了自己的政策理论水平，提高了自己的业务素质，党性观念有了进一步增强，反腐拒变思想更加牢固，处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了进一步加强。
二、认真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一是做好计划和计划执行的审查监督工作。年内，积极参与调研，分别与市政府相关局了解情况或进行座谈，并到各县（市、区）进行调研，对市政府2011年的计划安排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进行全面系统分析，对计划安排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行性、广泛征述各方意见，对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合理化意见和建议，促进了政府年度计划任务的实现。
二是做好预算和预算执行审查监督。年初，通过调研，对2011年预算（草案）安排作出全面分析，提出了优化支出结构，深化财政改革，严格预算约束，健全财政监督等合理化建议。8月份，对预算执行情况进行了调研，向人大常委会提出了调研报告，对执行预算中存在的不足与政府相关部门交换意见，提出建议。
三是做好超收收入的监督工作。根据《省预算审批监督条例》的要求，政府在本级预算执行中，需要动用超收收入追加支出的要向同级常委会作预计超收收入安排使用情况的报告。为此，听取了市政府本年度市本级预算超收收入安排情况的报告。常委会会议前，主动与市财政部门联系，了解超收收入情况，及时掌握政府对超收收入安排使用意向，督促政府依法向常委会作预算超收收入安排使用情况的报告。
四是组织对财政预算“同级审”和决算情况的调研工作。7月份，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上年度市本级财政决算和当年上半年全市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以及市本级上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前，组织部分常委会委员对上年度财政决算情况进行了调研，并在深入调研分析的基础上对本级财政决算进行了初步审查，形成初审报告。经过常委会审议，批准市政府上年度市本级财政决算。会后继续跟踪监督，督促政府及有关部门认真做好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落实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五是对我市旅游规划编制情况进行调研。3月下旬，组织了由部分委员参加的调研组，对我市旅游产业发展规划编制情况和旅游产业发展状况及旅游资源情况进行了调研。专题听取了市旅游局受市人民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市旅游产业发展规划（文本评审稿）》和《全市旅游产业发展情况汇报》的汇报，并进行了初步审查。对市人民政府提出了要强化政策扶持，加大旅游财政投入，着力提升服务品质的要求，为我市建设对接海南国际旅游岛的旅游大通道，打造旅游“黄金海岸、生态海岛、休闲胜地”和中国著名滨海旅游目的地的目标，促进我市旅游产业的健康较快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存在的不足和改进措施
超市调研分析报告篇3
一、上市公司再融资公告效应概述
国外的很多研究表明，公司发行某种证券的时候，会产生特定的公告效应（股价反应的超额收益），研究者通过对英国和美国市场的实证研究表明，股价对股票发行公告效应为负，对债券发行公告效应为非负，而对可转债发行的公告效应则介于股票发行和债券发行之间（Eckbo，1986；KimandStulz，1992；Arshanapalli，Fabozzi，
SwitzerandGosselin，2004）。自2001年3月以来，中国证监会陆续颁布了《上市公司新股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实施办法》和《超额配售选择权试点意见》等融资法规，初步建立了以配股、增发新股及发行可转换债券为主的多元化再融资体系。然而1998年以前，国内上市公司的再融资工具还较单一，规模也较小，基本通过配股来实现的再融资。增发的兴起主要来源于2000年4月证监会的《上市公司向社会公开募集股份暂行办法》，该办法的实施，大大降低了增发门槛。紧接着在次年的3月，证监会又下发了关于做好上市公司新股发行工作的通知》，该通知对增发和配股条件均重新予以了调整。2002年7月，证监会了《关于上市公司增发新股有关条件的通知》规范限制了增发融资，进一步严格了增发的条件。2005年6月，随着我国股权分置改革的进展，管理层又公布发行了《上市公司再融资管理办法》，对三种主要的公开再融资方式进行了统一规定。本文将对我国已有的对三种再融资方式公告效应相关研究及结论进行系统分析。
二、上市公司再融资公告效应研究
（一）配股公告效应研究配股作为主流再融资方式是在1998年之前，此后配股行为相对而言较少。因此，我国学者对配股公告效应的专门研究相对而言较少。从已有研究看，配股公告效应主要为负。其中沈艺峰，肖敏（2001）就曾对国内1995-1999年间上市公司的配股行为予以了正式检验，张建森等（2001）也对1998-1999年国内上市公司配股公告及股价波动进行了相关实证研究，并在其研究中发现配股事件在公告之前已在市场中引起了一定的反应，且在公告日引起的负超额收益率有所下降。
（二）增发公告效应研究张水泉等（1997）首先对于上海股票市场股利与配股效应进行了相关实证研究。其后，李梦军等（2001）对上市公司增发新股予以了相关研究，研究以沪深两市的27个样本作为主要对象，通过对其的研究得出了公告日负荷额收益不明显的结论。胡乃武等（2002）又以沪深两市1998年至2001年增发新股的35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实体样本，将个股收益率减去大盘收益率的计算作为超额收益率，研究结果表明增发公告对股价有负面影响，且主要与大盘走势、增发数量比例和资产负债率有关。
邵志高（2002）对增发财富转移效应问题的研究认为增发新股使原流通股东财富遭到损失，而原非流通股东无论参不参与增发，都会一定程度的增加财富；非流动股、老流通股以及新流通股股东三者之间财富变化是一个零和博弈。夏伟芳、张维然（2003）将2001年至2002年期间的136份增发公告作为基础样本，并对其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增发会引起一定的负超额收益率，增发决策公告则会引起股价负超额收益，这些均大大降低了上市公司市场的应有价值。刘力（2003）以1998年至2001年间有增发公告的117家公司为样本，对其进行了相关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增发公告具有显著负价格效应；且非流通股大股东通过借助增发流通中的“流通权”价值进行“圈钱”行为最终导致了增发负价格效应的发生。叶红雨、曾芒（2005）以1998年至2004年增发的95家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认为在我国股权分置结构下，非流通股股东获得平均40%以上的正超额收益率，新增发股东获得平均10%以上的正超额收益率，而流通股股东中长期效应继续出现显著的负效应，其利益受到较大损害，而且不参与增发所受损害更大。孔东民、付克华（2005）对1998年至2003年市场实施增发的82份有效样本进行研究，增发公司在董事会决议日、公告日和发行日等3个事件日的平均累计超额回报都为负，认为中国市场对公司增发行为的反应是负面的。
上述研究的一致结论是，我国上市公司增发融资方式下有着比较显著的负效应，股票价格会因此而出现下跌，表明投资者对上市公司增发行为存在抵制。
（三）可转债公告效应研究王小哈（2003）通过借助累计异常回报率来对基础股票股价对可转债发行的反应进行衡量，通过对其衡量分析认为：（1）日前可转债募集公告15天样本股价平均累计异常回报率为正。（2）日前可转债募集公告日后15天样本股价平均累计异常回报率为负。（3）可转债上市后15天样本股价的累计平均异常回报率为负，绝对值接近于零。田柯、劳兰珺（2004）采用事件研究法，针对我国23支公开发行的可转债采用公告后[21，120]的窗口区间进行研究，认为我国的可转债发行并没有显著负公告效应。王慧煜、夏新平（2004）采用1992年至2003年间20份可转债的发行样本，选择时间窗口为发行公告日的[-20，20]，采用了市场调整累计超额收益率来衡量可转债的市场反应，发现研究期内的累计超额收益率在公告日前呈负值，但在公告日后出现显著上升趋势，并且公告日后多为正值。研究结果与研究荷兰可转债学者DeRoon和Veld（1995）的研究结果比较一致，但是这一结论与Dann和Mikkelson（1984）的研究结果正好相反。可以看出，在发行可转债公告日后，累计超额收益率开始大于0，并且持续大于0，说明公告发行可转债对二级市场股票有着较大的正面影响，也可以看出投资者对于可转债的发行是持乐观的态度，并且比较愿意对可转债进行投资。
唐康德、夏新平、王宜霞（2004）以2000年至2003年发行的21份可转债为样本，采用Brown和Warner（1985）的标准事件研究方法，研究发现可转债的发行公告并没有对市场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在相对长的事件窗内，投资者将获得正的超常收益。显然可转债比增发新股和配股更容易得到投资者的认可。刘成彦、王其文（2005）采用1998年至2003年间21份有效的可转债发行样本，采用事件研究方法，以发行公告日作为事件日，事件窗为（-1，0）和（-1，+1），认为发行公告会对股价产生显著正效应，特别是发行后第一天有显著的正异常收益；通过对比国外研究，发现我国可转换债券发行的公告效应与英美市场是相反的，而与日本和荷兰的情况类似。
上述研究表明，在我国上市公司可转债再融资公告效应基本接近于零，有相当部分的研究显示，其公告效应（或超额收益率）为正，显示市场和投资者对可转债发行选择是认可的。
（四）综合性比较研究上述研究主要针对具体的某一种再融资方式的公告效应展开研究，虽然从研究的结果来看，研究结论比较一致和显著，但是也存在比较性缺陷，其主要研究仅限于三种再融资方式中的某一种，缺乏在同一种研究方法下对同一研究区间的不同再融资方式公告效应的直接比较，有学者的研究弥补了上述不足。李燕妮、杨贵宾（2005）借助超额收益分析法，来对国内上市公司再融资决策三次公告中首次公告股价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实验结果显示，无论是债券融资公告还是股权融资，均会在公告当日对股票价格产生较为显著地负超额收益率，由此看来，再融资属于一个利空事件；累计平均超额收益率对股价负面影响，增发大于配股，同时配股又大于可转债；市场对股权融资的抵制程度远高于债权融资，在股权融资中更抵制增发。研究表明，投资者并不欢迎上市公司进行再融资，在三种再融资方式中，投资者厌恶程度由大到小分别为增发、配股、发行可转债。因此，他们认为由于股价降低导致公司总价值下降，因此，上市公司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权衡利弊之后再选择再融资方式。刘娥平（2005）通过借助事件研究法，来对国内上市公司2001年至2003年间董事会88家首次公告发行可转换债券议案的样本在公告日前后超常收益翻译进行了相关验证。该研究采用[-240，-41]作为估计窗，[0，1]作为事件窗，通过实证验证，显示可转换债券发行公告具有着较为显著的负财富效应，且同时明显低于增发股票公告负效应，并且根据年份逐年变化，显示投资者对可转债的负反应越来越强烈。罗毅、王国盛、张宗成（2006）以2000年至2004年的可转债有效样本28份，用市场调整后的累积超额回报率来衡量发行可转债的公告效应，分析发现，公告期两天累积超额回报率CAR（-1，0）的平均值小于零，即公告发行可转债对市场存在较为明显的负面影响，但与增发股票相比起负面影响明显要小。
三、研究结论
关于上市公司再融资方式公告效应的研究，我国的学者主要集中于通过实证计量分析来展开。虽然上述研究各自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研究区间、研究样本和研究侧重点各不相同，但总体而言，上述实证研究得到基本一致的结论是：在我国资本市场，股权再融资方式公告效应均为负，债权（可转债）再融资方式公告效应围绕零轴波动，其中增发和配股公告效应显著为负，而且增发的负效应要比配股的负效应严重，配股要比可转债的负效应严重。上述研究结果中关于股权再融资方式下显著为负的公告效应的结论与国外学者针对美国和英国等成熟资本市场的实证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并且支持了MajlufandMyers（1984）的优序融资理论，但是其关于可转债发行公告效应的研究结论与上述国外研究并不一致，其研究结论显示，在我国，由于企业债券的缺乏，可转债在很大程度上被作为了债券的代替品而被投资者认可。
总之，从我国证券发行公告效应的研究结果来看，我国资本市场投资者对上市公司再融资行为总体而言呈现抵制倾向，其抵制的程度增发高于配股，配股有高于可转债，相对而言，可转债更能够得到投资者的认可。
超市调研分析报告篇4
【关键词】创业板；财务重述；市场反应
上市公司高质量信息披露是确保资本市场理性与秩序的基础，然而财务重述的存在则对其形成挑战。自2009年10月我国创业板启动至今，创业板上市公司定期报告披露后也充斥着大量补充或更正等重述现象，本文对此进行了初步研究。
一、创业板财务重述现状分析
本文通过收集创业板上市公司针对2009—2011年三年的年报，2010—2012年三年中报和季报所披露的重述公告，从多角度对其现状展开分析。
（一）数量及频率情况
表1是三年间定期报告重述数量，显示出年报财务重述公司比例高于中报。
表2反映了上市公司财务重述频率，显示当前情况不容乐观。
（二）财务重述原因披露情况
从表3可以看出，相当部分财务重述公告没有提及差错或遗漏原因，直接进行信息更正和补充；给出解释的也仅限于“工作人员疏忽/失误/疏漏”等文字表述；即使给出简单原因的也表现为太过简略，比如工作人员笔误、编辑错误、录入错误等，以及相关人员对准则、信息披露规则等理解不当导致的错漏。当然也有公司提及内部管理、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工作、信息沟通等方面的不足；做得比较好的公司会在公告中单独列示一段专门具体解释重述原因。
（三）财务重述与定期报告披露的间隔期
表4显示财务重述与定期报告披露的间隔期存在多种情况，更有甚者两者间隔期达200天之久，这无疑影响了财务信息决策有用性。
（四）更正后定期报告重新披露情况
表5显示定期报告财务重述公告后将已更新定期报告重新代替之前疏漏版本的公司所占比例较低，但中报和季报要稍好于年报。
（五）财务重述公告形式
表6显示在将财务重述公告分为定期报告补充、更正、补充更正三类后，定期报告更正公告所占比例最高。
（六）财务重述内容与财务报告信息关系
财务重述内容按照与财务报告信息的关系可分为财务报表内、财务报表外与财务报表内外三类。表7显示对财务报表外内容进行重述最多。
（七）财务重述具体内容的统计
财务重述公告涉及事项几乎囊括了定期报告所有方面，小到一个错字、大到整个合并报表等，这也就意味着财务重述公告存在着项目数量及公告页数等方面的差异，如表8所示。
1.财务重述公告补充内容的具体分析，如表9所示。
2.财务重述公告更正内容的具体分析，如表10所示。
3.财务重述公告对财务报表内补充更正的具体分析，如表11所示。
二、财务重述市场反应检验
财务重述通常会降低财务报表的严肃性和公信力，会严重影响投资者决策，最终投资者会用行动来作出选择。国内外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财务重述会引起负面市场反应，比如Gleason（2008）；而且财务重述的原因、内容、发起方等的不同会导致不同市场反应，比如Owersetal.（2002）、Palmroseetal.（2004）、Hirscheyetal.（2005）、Callenetal.（2008）、AndersonandYohn（2002）等。国内学者周洋等（2007）、魏志华等（2009）、陈凌云（2009）、毛志宏等（2010）及陈丽英等（2010）等也选择各自视角对财务重述的市场反应进行了研究。
（一）样本的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将财务重述定义为对定期报告的补充和更正，由此将上市公司针对定期报告错漏而的补充更正公告作为财务重述外延和研究对象。本文选择针对2009—2011年三年年报和2010—2012年三年中报的补充更正公告和前期差错更正公告为研究样本，共得到153个样本。其中，为了数据处理口径一致而剔除估计窗不足50天的样本；为了控制正式定期报告披露和（或）上市公司其他事件披露的影响，剔除了定期报告和（或）其他大事件公告与财务重述公告时间相距不足10个交易日的样本；剔除了万福生科、振东制药等严重违反信息披露规则而受到深交所谴责或证监会处理的样本，最终得到78个样本。所有补充更正公告均来自深交所创业板信息披露平台，采用手工收集的方式获取；所有估计窗和事件窗内的个股收益率和创业板指数均来自国泰安及瑞斯等金融数据库。
（二）消息性质划分与研究假设提出
本文根据重述公告披露信息的性质和对股价可能的影响将样本分为4类，其中：（1）好消息为调增盈余，增加现金股利分配，增加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改善主要会计指标。（2）坏消息调减盈余，调减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向不利方向调整会计指标。（3）消息不确定是指公告涉及内容复杂、涉及项目多并且正反两方面消息同时传递从而使市场反应难以判断，或公告传递的信息是中性的。（4）其余的为无影响信息，比如录入、粘贴或排版错误导致的数据串行、数据隐藏、文字错误等。如表12所示。
好消息和坏消息型公告分别向市场传递了对公司股票价值有利和不利的信息，投资者据此将对之前形成的判断进行修正，其结果就是股票价格变化；消息性质不确定的重述难以判断投资者对其采取的态度及应对行为；无影响消息不具备决策有用性，因而投资者不会改变之前预期，也就不会采取影响股价的行动。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当重述性质为好消息时，市场反应为正；
假设2：当重述性质为坏消息时，市场反应为负；
假设3：当重述消息性质不确定时，市场反应不确定；
假设4：当重述消息无影响时，市场不反应。
（三）数据检验与结果得出
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法将重述公告披露当天作为“事件日”，定义为第0天，将公告披露后第一个交易日定义为1日，以此类推。采用超额收益率（AR）和累计超额收益率（CAR）作为市场反应度量指标，正常收益率的计算采用市场模型。选取事件日后5个交易日[0，1]、[0，2]、[0，3]、[0，4]、[0，5]构成事件窗口进行观察。以事件前第11天起向前推50个交易日作为估计期，即将估计窗口定义为[-11，-60]，以估计事件窗口内正常收益率。表13是四类重述信息公告日到公告日后第5天每个交易日的平均超额收益率。
从表13和图1可以看出，好消息公告在后第1天获得了10%水平上的显著为正的市场反应，其他交易日平均超额收益率不显著；坏消息公告在公告后第3天的超额收益具有10%水平上为负的显著性；不确定和无影响信息的平均超额收益率在正负方向上波动且不具任何显著性。
表14和图2是对五个时间窗口的平均累计超额收益率的检验结果。其中：好消息公告在[0，1]、[0，2]、[0，3]时间窗口内获得了5%水平上显著为正的市场反应；坏消息公告在[0，4]时间窗口内获得了10%水平上显著为负的市场反应，不确定消息[0，3]时间窗口内获得了10%水平上显著为正的市场反应，这两类消息的市场反应显著性水平较低；无影响消息市场反应不显著。
三、研究结论
上市公司高质量信息披露是确保资本市场理性与秩序的基础，然而财务重述对其形成挑战。创业板呈现出财务重述公司数量多、公告频率高、重述内容涉及定期报告所有方面的特点，而且重述公告文本还存在如下问题：（1）公告叙述不清，没有明确更正内容在年报中的位置及页数；（2）对于补充内容没有具体说明补充的具置，无法放在原文中整体理解；（3）个别公告内部前后说法不一致而很难判断数字的正确性；（4）涉及表外信息重述时叙述不够具体，更正后信息变得更加简略、缺少数字；（5）缺少一些相关的重要内容，比如重述归责说明。
从整体上看，创业板市场对重述公告没有显著反应，这与相关文献对主板市场的研究结果有所差别，主板市场对各类财务重述均具有较创业板更强的反应。这可能与创业板和主板之间存在差异化信息披露制度有关，两者间关系体现为特定商业模式化信息披露与一般化信息披露。创业板投资者更关注成长性，而非财务信息通常更能显示企业未来成长性，创业板信息披露应建立自身的有效性与针对性标准。
财务重述反映出创业板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优化及会计准则使用方面存在的不足，这主要应通过内部控制制度尤其是财务报表编制和披露内部控制制度来实现。
严格惩罚机制的缺失导致财务重述随意性较大，监管力度弱使得财务重述违规成本太低，因此应强化财务重述的归责监管，杜绝无论多离谱错误都能一补了之，甚至是故意出错以歪曲真实业绩从而影响股价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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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市调研分析报告篇5
一、引言资本市场是一个信息流通的市场，信息披露是资本市场各种功能得以实现的基础，充分的信息披露是保证资本市场有效运作的关键。年度报告是上市公司向证券市场传递信息的一种重要手段和工具，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重点，但是会计差错更正公告的频繁发生，严重影响了年报的质量，也影响了投资者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依赖。尽管会计差错更正公告的存在各种不同的原因，但就实质而言，都是对公司已的年度报告事项的重新表述，因此在本文中称其为财务重述公告。财务重述的原因有多种，美国APB对需要进行财务重述处理的差错归纳为：计算错误、会计原则应用错误、财务报告公布日已经存在事实的忽视或误用。观察我国上市公司2004年的2003年财务重述公告，可以发现，近半数的重述公告原因是对2003年的相关规定的误解，说明新制度和新准则的出台是重述公告的主要原因。而2007年1月1日新会计准则在上市公司实行，在实施的最初几年内，难免会出现理解不当以及可能存在的操纵行为，而且与国外成熟的资本市场相比，我国的资本市场尚不成熟，还有许多不完善之处，在重述公告的及时性和规范性方面都欠佳。基于上述原因，重述公告市场效应的研究不仅对上市公司具有警示作用，而且为证券监管部门完善我国现行信息披露制度、提高信息披露质量提供数据支持，对迎接下一轮重述高峰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二、文献综述（一）国外文献重述公告的市场效应主要体现在其经济效应上，主要表现在对投资者和股价的负面影响：投资者的信心下降。GAO（2002）研究表明不正当的会计行为对投资者乐观指数的负面影响位居首位股价下跌。GAO（2002）发现宣布重述的3个交易日内股票价格下降了约10%；市场负面效应。Palmrose等（2004）发现重述后市场对公司价值的反应降低了约9.2%。其中市场效应的研究受到更多的关注；Karen（2006）发现重述前后90天内非正常累计收益率不论是均值还是中位数都发生了明显的下降，特别是存在故意重述的上市公司降低趋势更为明显，此研究对支持故意与非故意重述对市场效应具有一定程度的解释力。Palmrose等（2004）发现在重述发生2天内CAR指标均值-9.5%，产生了负的市场效应。国外学者进一步的研究还体现在重述公告的市场效应应受到重述内容的影响上，第一，从重述对象看，Wu（2002）、Anderson和Yohn（2002）的研究表明，如果重述针对的是已归档的年报或季报，市场反应会更激烈。第二，市场对收入重述的反应更为激烈，Wu（2002）发现股市反应的激烈程度与更正数额的绝对值呈正向关系，如果重述承认了欺诈性会计行为，或是更正原因涉及收入确认问题，则将导致更加激烈的市场反应。Akhighe、Kudla和Madura（2005）也证实了收入相关性重述与成本相关性重述对超额收益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差异。第三，市场对会计科目的反应较为强烈，Palmeose、Richardson和Schol（z2004）证实了收益率的下降趋势与涉及到的会计科目数量的多少之间呈正相关关系。第四，虽然强制下的重述比自愿下的重述引发的市场反应更为缓和，市场对重述公告主体能够进行识别，但Wu（2002）发现在更正报告前的一段时间，强制下的重述将会引发更为强烈的负面反应。（二）国内文献我国学者对重述公告市场效应的研究有限，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少数学者。岳龙俤（2004）理论上认为重述公告损害了定期报告的权威性、可信度和信息披露的透明度；潘琰、辛清泉（2004）通过问卷调查得出重述公告对投资者的投资行为会造成负面影响；陈璐（2007）对会计差错更正报告的股票市场反应的实证研究表明短期内公司股价的整体表明会受到明显的负面影响，股票市场不能对其更正调整程度进行识别，只能够识别部分更正原因。三、研究设计（一）研究假设重述公告的从其本质而言通告了投资者以下信息，即公司以往的财务报表存在错误。会计差错更正报告的预示着投资者作出以往判断的依据有误。假如投资者足够明智，将会对其以前的决策进行修正。因此，可以据此假定，财务报表重述公告的将会带来公司股价表现的变化，在此基础上提出基本假设：假设1：财务报表重述公告的对证券市场产生影响重述公告作为证券市场信息传递的手段之一，表明已公布的年报存在差错或信息披露不完整，通常被视为比较重大的事件，所以重述公告后这种不利隐含信息证券市场可以识别出来，并进一步通过股价波动的形式表现出来。国外学者如Wu（2002）的研究证明财务重述所涉及的都是对以往收益的高估，对投资者而言都将是坏消息。在我国目前的监管体系下，重述公告的可能会向市场传递两种信息：投资者按照原财务报表数据做出的投资决策是有偏差的；管理层在信息披露上不够尽责。不管出于何种考虑，总体来说，财务重述公告的对投资者而言都是不利信息。由此假设：假设2：财务重述公告的会导致市场的负面效应，非正常累计收益在重述后均值下降随着证券市场的日趋成熟，市场对不同信息的甄别程度也逐步提高，因此，可以预测证券市场会对不同特征的重述公告做出不同的反应。国外相关学者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Wu（2002）的研究发现股票市场反应的激烈程度与更正数额的绝对值正相关；Wu（2002）、Akhighe等（2005）发现如果报表重述更正原因涉及了收入确认或与成本相关的问题，将会导致更为激烈的市场反应。Palmrose等（2004）研究得出收益率的下降趋势与涉及的会计科目数量大小之间正相关。考察我国证券市场特征发现，证券市场对企业盈利能力较为关注，因此，影响到企业盈利能力项目的重述对证券市场的影响更大，如与利润相关的重述、重述事项数量等。为此提出假设：假设3：CAR与是否涉及会计科目重述负相关假设4：CAR与是否涉及非经常性损益项目重述负相关作为证券市场的投资者，募集配股资金使用情况是其必然关注的要点问题，因此，提出假设：假设5：CAR与是否涉及募集配股资金使用项目重述负相关Wu（2002）研究得出虽然强制报表重述比自愿情况所引起的市场反应更为平缓，但在更正报告之前的一段时间内，被迫重述将会引发市场更为激烈的负面反应，即被迫重述现象对市场产生负面效应，并且该效应产生在重述公告前。国内学者研究也表明证券市场能够对推动重述公告的主体进行识别（陈璐，2007）。但国内外研究都认为该识别效应出现在重述前期或当期，由于我国市场对信息的反映存在一定的滞后现象，因此本文认为重述公告后较短时间内可能不会做出明确的识别，因此假设：假设6：重述公告一段时间后，CAR与推动重述公告的主体显著相关信息具有时效性，财务报表重述的市场效应也不会无限期持续下去，尽管国外学者在研究重述公告市场效应时采用了不同的窗口期，但其研究结论都指出重述公告后的短期内存在市场效应。Karen等（2007）的研究采用了比较长的窗口期，即重述前90天到重述后90天，研究结果指出，重述负市场效应存在于观察期内。但与国外的财务重述相比，我国上市公司重述公告涉及利润指标的相对较少，重述的内容和范围与国外相比也比较广，因此，重述市场效应可能较短。另外，其他与上市公司相关的信息出现，也可能会影响到财务重述市场效应的持续性。基于此，建立如下两项假设：假设7：短期内重述公告的产生市场负效应假设8：长期重述公告的市场负效应减弱#p#分页标题#e#（二）样本选取本文搜集了92份2009年年报重述公告，扣除二次重述样本后，共87家上市公司。按照证监会的行业分类，从行业分布看，制造业占到了多数，如表（1）所示。由于数据缺失等原因，对上述样本进行筛选，最后样本容量为83家上市公司。（三）变量定义本文选择非正常累计收益（CumulativeAbnormalReturn,简称CAR）作为研究重述事件效应的指标。个股的超额收益等于个股收益减去正常收益后的差额，衡量正常收益的方法有市场调整法、市场模型法和均值调整法。理论上，市场模型法基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考虑了股票的β系数，是衡量正常收益最为基础的方法。在实际计算时，由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是在一系列严格假设条件下才成立的，β系数的计算过程中可能会有较大的偏差，所以市场模型法在实际中并不一定是最好的。沈艺峰、吴世农（1999）的分析认为，市场调整超常收益方法比较适合中国市场的情况。因此在本文中采用市场调整方法计算股票的超常收益，即假设所有股票的β=1.，t1至t2期间第i种股票的非正常累计收益为：CAR（t1，t2）=t2T=t1ΣARiT；ARiT=riiT-rmiT。其中：CARi（t1，t2）为第i种股票t1到t2时刻非正常累计收益；ARiT为第i种股票T时刻非正常收益；riiT为第i种股票T时刻收益；rmiT为第i种股票T时刻正常收益。采用市场调整超常收益的优点在于一方面有利于排除市场波动的影响，另一方面，我国证券市场有效性较低的情况下市场调整法不仅简单，更有助于说明问题，能够反映个股收益率相对于证券市场整体的波动情况。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国重述公告市场总体反应在重述事件后的5-6天左右开始出现，因此据此选择不同的时间跨度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四、实证结果分析（一）（-16，-6）窗口期多元回归在进行多元回归过程中将涉及到重述公告的内容变量、推动主体变量、原因变量、重述类型变量作为自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逐步回归结果见表（2）。以上两个变量系数都没有通过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说明重述公告前的股票市场表现力与重述公告的可能内容无关。（二）（-5,5）窗口期多元回归分析重述公告前后市场反应情况与重述公告前期表现类似，没有发现具有解释力的变量，采用向后回归后只有是否涉及关联方交易和投资参股情况两个变量通过了系数5%的显著性检验，回归方程整体的AdjustedR只有7.7%，说明回归方程的已解释变差占总变差的7.7%，较低。（三）（6,16）窗口期多元回归分析重述事件后的6到16天的非正常累计收益率为因变量，多元线性回归后得到的方程，调整后的R为16.4%，解释力提高。多重共线性不存在，结果见表（3）。上述四项内容在重述后的市场表现都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分别通过了5%和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说明证券市场对涉及上述内容的重述公告比较敏感。CAR与是否涉及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募集配股资金使用情况显著负相关，验证了假设4和假设5。（四）（17,27）窗口期多元回归分析重述事件后的17到27天的非正常累计收益率为因变量，多元线性回归后得到的方程，调整后的R为6.5%。多重共线性不存在，结果见表（4）。随着研究窗口期的推移，涉及会计科目事项的重述公告的影响力仍然存在，同时推动公告的主体也受到了市场关注，验证了假设6，明市场对重述主体作出了反应。CAR与会计科目重述负相关，验证了假设3。（五）（30，60）窗口期多元回归分析通过多元回归没有发现具有显著解释力的变量，说明长期来看重述公告的内容与市场表现之间的关系逐渐减弱了，验证了假设7和假设8，说明存在短期市场效应，长期市场效应消失。五、结论本文实证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年报重述公告的市场效应，结论如下：第一，重述公告当期市场对重述公告没有做出相应反应。重述公告，不论是从内容还是重述事项的重要程度都存在很大的差别，因此在公告短期市场可能还无法完全掌握公告信息的内容，在公告是否有利的判断上也存在处于学习阶段，对关联方交易和投资情况作出了反应，但不显著。第二，重述公告短期内市场负效应逐渐显现。从回归分析的统计结论得出是否涉及非经常性损益项目、是否涉及子公司相关信息、是否涉及募集、配股资金使用情况、是否涉及会计科目重述得到了识别。是否涉及会计科目重述的影响力仍旧很显著，并与假设一致呈现负相关，说明经过市场对信息的识别将会计科目重述最终视为负面消息，另外该阶段市场对推动重述的主体作出反应，尤其对外部主体推动下的重述反应更激烈。第三，重述公告后长期市场效应降低。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没有发现CAR与重述公告相关特征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说明存在其他重要因素影响CAR，而不是重述公告相关的信息，由此判断，长期内重述公告的市场负效应在长期内逐渐消失。第四，财务报表重述公告的市场识别效应。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重述公告的负效应阶段，即重述后的6到27个工作日之间，第一阶段是否涉及非经常性损益项目、是否涉及子公司相关信息、是否涉及募集、配股资金使用情况、是否涉及会计科目重述得到了市场识别；第二阶段是否涉及会计科目重述的影响力仍旧很显著，另外市场对推动重述的主体得到了市场识别。
超市调研分析报告篇6
会计信息在股票市场中的定价作用已得到国内学者的广泛认同，而会计信息及其公告效应在债券市场中是否有效尚未得到学者的普遍关注。随着我国债券市场规模化、多元化、结构化和规范化进程的推进，债券市场的相关研究逐渐被学者和投资者重视。文章在指出会计信息在债券定价中的作用和意义的同时，对会计信息及其公告效应在国内外债券市场中的研究现状及取得的主要成果进行整理，并对会计信息在我国债券市场中的作用研究作了展望。
【关键词】
会计信息；债券定价；公告效应；债券市场
一、会计信息在债券定价中的作用及其研究意义
会计信息泛指信息提供者通过财务报表、财务公告、财务报告及附注等形式向资本市场中股东、债权人和其他信息使用者提供的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信息。自BallandBrown[1]及Beaver[2]给出会计盈余公告具有信息含量的结论以来，会计信息在资本市场中的作用已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对于会计信息在股票市场中的重要作用国内外已有了较为充分的讨论，具体研究会计信息与股票价值相关性的代表包括Collinsetal.[3]，Dechowetal.[4]，陈信元等[5]，党建忠等[6]。但研究债券市场中会计信息作用及会计信息和债券价格相关性的文献还较为有限，尤其是我国债券市场中类似研究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实际上作为资本市场中的不同品种，资本市场中股票与债券定价上存在一定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具体分为个体层面差异和市场层面差异。个体层面上看，债券具有非线性收益的特征[7][8]。持有债券相当于持有一组由公司资产和以公司资产为标的的看涨期权空投构成的证券，这一投资组合具有收益上限。因此，作为固定收益产品债券持有人的收益浮动非常有限。而公司业绩发展良好时，股权投资者能享受更多公司业绩上涨带来的红利。另一方面当投资者预期公司资产现值小于债券面值时，理性债务人可能会选择违约而使投资者遭受利息或本息可能无法偿付的风险。因而在收益结构上股票收益结构和债券收益结构是有所差异的。市场层面上看，债券与股票差异主要指市场规模、市场流动性等差异对投资人造成的影响不同，这种差异在我国债券市场中更为明显。从成因来看：（1）我国债券市场发展晚、起步慢。以企业债券市场为例，直至2007年《企业债券管理办法》，企业的债权融资渠道才正式通畅，而中小企业规模性发行短期融资债券和中期票据的时间还要更晚。（2）我国债券市场体量仍过小。从成熟金融市场的经验来看，目前我国债券市场整体规模占资本市场整体规模的比例还较小。如美国债券市场规模与股票市场规模的比例一度稳定在3∶1，即便在经济下行时债券融资占比也高于我国同期水平很多。（3）我国市场债券发展不规范。由于我国特殊制度背景，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债券市场问题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债券市场的发展，诸如“两个类型、两个中心、一个平台”①的特殊体制、地方政府债券与城市投资类债券并存的特殊现象屡见不鲜。但随着我国资本市场制度不断完善，问题不断解决，目前债券市场已成为我国资本市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综上所述，充分发挥会计信息功能，有利于纠正资本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中的不合理定价，这对于促进我国债券市场发展、稳固债券市场地位无疑有着重要意义[9]。
二、会计信息在债券定价中的作用研究现状及主要成果
目前对债券定价实证分析的最主要方法即要素分解法，这种方法的核心思想是将影响债券价格的要素分成宏观层面（包括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利率变动等）、债务主体层面（包括债务主体财务会计信息、债务主体经营状况、债务主体所处行业背景等）和债项层面（包括债券期限、久期、凸性等）等多个层级并逐一分析。在要素分解框架下，信用债价格可以看成是无风险利率债价格与风险溢价之和，财务会计信息对债券的影响主要就体现在财务会计信息对风险溢价部分的影响上。从会计信息的功能上看，会计信息的主要作用包括定价功能和治理功能[10]，特别是其定价功能会对债券最终价格产生直接影响。具体而言，财务会计信息的定价功能主要反映在债务主体信用评级报告和财务报表中。此外，会计信息还具有公告效应，因此研究财务报表中盈余公告信息对债券价格作用的影响也成为债券定价研究的重要部分。
（一）会计信息定价功能研究现状及成果由于目前我国债券市场中信息来源较为有限，特别是一些中小机构投资者获取债券信息的来源仍通过财务报表和信用评级报告，这两类信息对债券价格的影响研究也是最丰富的，因此，财务会计信息的定价功能主要反映在债务主体信用评级报告和财务报表中，学者也围绕信用评级报告与债券价格的关系展开了深入探讨。信用评级又称资信评级，是一种社会中介服务，为社会提供资信信息，或为单位自身提供决策参考。评级机构在进行信用评级时不仅参考企业行业信息和宏观经济环境，企业财务会计信息也是重要的判别标准之一。同时参考国内主流评级公司给出的评级框架，财务会计信息也是其度量债券价格和债券风险的主要标准。换言之，信用评级水平对债券价格的作用很大程度上是由债务主体财务会计信息反映出来的。早期研究主要考虑评级迁移和评级变化对债券价格的影响。如Katz[11]等最早研究了公司债价格对信用评级改变的调整过程，发现评级改变之前债券的价格没有表现出任何预期，而评级改变之后需经过6—10周价格才会调整到新的合理水平；CopelandandIngram[12]研究市政债券发现，债券自身的财务会计信息对信用评级变动具有较强的预测作用；根据不同机构对企业财务会计信息的不同理解，HsuehandKidwell[13]研究发现投资者可根据美国两大主流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和穆迪的评级报告差异赚取16至21个基点的超额回报。之后学者逐渐将研究重心转移到评级自身特征上。由于一旦债券发生违约投资者只能获得部分本金和利息，因此违约率也是衡量债券价格水平的领先指标。FonsandKimball[14]研究了信用水平和实际违约率的关系，结果发现不论是标准普尔作出的评级还是穆迪作出的评级，与违约率都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衡量证券价格的另外两类常用利率包括债券到期收益率（Yieldrate）和债券即期利率（Spotrate）。Ziebartetal.[15]研究债券交易时到期收益率变动对债券价格造成的影响，结果表明二级市场中信用评级与到期收益率成正向的相关关系；HofmannandWatrin[16]则关注与信用评级对债券即期利率的影响，发现信用评级的差异会影响债券在市场中的回报率。此外，他们还发现债券流动性的变化及可征税收入的变动也是影响债券回报的一类重要指标。从经验来看，债券市场中同样符合“高风险高回报”②的逻辑。从投资组合的构建来看，Blumeetal.[17]横向对比了美国1977—1989年间股票市场、高评级债券市场和低评级债券市场的具体情况，发现以投机级债券为代表的低评级债券其回报率要低于同期股票市场回报率并高于同期高评级债券市场回报率，并且这类债券具有较低的凸性，实际收益率与债券所剩期限并无直接联系。我国对评级信息与债券价格关系的研究开展较晚。齐寅峰和李礼[18]在回顾西方学者企业债券评级的方法、企业债券评级与违约率之间的关系、企业债券评级与权益投资回报率之间关系这三个问题后，总结了我国学者对其研究现状，为较早研究我国债券信用评级情况的规范性研究；实证研究方面，何平和金梦[19]利用2007—2009年间发行的企业债数据研究我国信用评级在债券市场上的影响力，较早研究了我国债券一级市场债券发行成本的相关问题。研究表明债券评级和主体评级分别对发行成本具有解释力，但债券评级对发行成本的影响力大于主体评级；债券评级市场的另一优势是可通过债券评级机构给出的信息研究分析我国一些非上市公司的情况，如周宏等[20]利用2008—2011年中国非上市企业债券数据，实证检验企业债券发行者和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对企业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债券发行者和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与企业债券信用利差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而针对财务报表中会计信息与债券价格关系的研究目前仍较为有限。Elton[21]通过时间序列分析和横截面分析对会计信息与债券价格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市场回报、违约风险、期限结构风险和未预期波动等指标能决定债券价格。Barth[22]基于含权债券价格估计和公司债基本面分析等方法研究发现选择不同会计信息和不同基准对债券价值估计会产生重要影响。这些指标基本要素包括债券的买入价格、卖出价格、转换溢价等；王博森和施丹[9]较早尝试研究了我国债券发行市场和交易市场中会计信息是否有用，结果表明会计信息无论在发行市场还是交易市场都是影响债券价格的重要指标。同时他们进一步考察了会计信息在我国不同债券种类、不同债券市场中的有用性程度。研究表明产业债券相比城投债券其价格对会计信息的依赖程度更强；银行间市场相比交易所市场更关注会计信息对债券价格的影响。
（二）会计信息公告效应主要研究现状及成果会计信息对债券价格的影响还体现在其公告效应上，如不少学者指出盈余公告后漂移（PEAD）现象。盈余公告后，未预期盈余较高的企业其证券超额回报率在盈余公告期内持续增加，而未预期盈余较低的企业其证券超额回报率在盈余公告期内持续降低。如Beaver［2］对盈余公告信息含量进行了定义：当盈余公告使投资者对股票未来回报（或价格）的看法发生改变，从而使市场均衡价格波动时，盈余公告被认为具有信息含量。股票市场中盈余公告信息含量的实证研究最早开始于Beaver[2]、BallandBrown[1]。相比之下，公司债市场中盈余公告信息含量的实证证据在2009年才被学者系统地发现。Easton[23]首次用实证数据证明了会计盈余信息在债券市场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在公司盈余公告日附近公司债券的交易量有显著的增加，债券的回报率与盈余信息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Easton不仅证实了盈余信息的有用性，还发现了债券作为固定收益证券所具有的区别于股票的收益支付方式对盈余信息有用性产生了影响。类似研究还包括Bartovetal.[24]、BattalioandMendenhall[25]、Sadka[26]、Pollet[27]。国内关于债券市场的盈余公告研究仍较为有限。付雷鸣等[7]利用2007—2009年的公司债样本研究了债券市场对公司债发行公告效应的反应。其结果表明，公司债发行会产生负的公告效应，但在公告之前的累计超额回报率为正，而在公告之后的累计超额回报率为负。高碧云［28］利用2008至2012年的公司债样本实证分析并检测了债券市场对于好消息和坏消息的反应，探寻不同债券特性产生的影响。因此，研究公司债市场对盈余公告的反应对进一步了解中国公司债二级市场以及盈余信息在中国公司债市场的有用性具有重要意义。王博森等［29］通过交易量分析、价格分析和盈余反应分析等方法研究发现同时发行股票与债券的公司，投资者会对不同的盈余公告期内债券和股票的超额回报率作出不同反应。盈余公告期内债券和股票超额回报率呈不同变化趋势，未预期盈余较高时债券超额回报率高而股票超额回报率低。
三、会计信息在债券定价中的作用研究总结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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